——关梦觉先生访谈

晃然，关梦觉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1年了。1989年秋，为庆祝建国40周年，我拜访了老先生并写下了这篇访谈。关老审阅了文稿，亲笔作了订正并写下了“写的很好，愧不敢当”的评语。未料第二年的春天，老先生便故去了。据了解，这是老先生亲自过目的唯一一篇记叙其个人生平的文字，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纪念吉林省民盟组织成立60周年，把这篇文稿发表出来，以表达对民盟前辈关梦觉先生的景仰缅怀之情。

拜访民盟的领导人，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关梦觉，心中不免忐忑。未料电话挂通，老人家欣然应允。

遵约，按时揿动了门铃，叽叽喳喳，跑出来两个小孩子。我以为找错了门，忙问：“这家姓关吗?”

“姓!”旋听小男孩冲屋内大声喊道：“姥爷来人啦！”

“请进，请进，我这儿正等你们呢。”

关老走出来，笑容可掬地把我们让进了客厅。

进屋落座，两个孩子在隔壁房间吵吵嚷嚷，老人家出去了两次，这才将他们弹压住。回来笑着说：“没办法，一个小外孙，还领个同学来，说是写作业，闹得你昏头胀脑。”

客厅里很干净。左边墙上挂着关老夫人的遗像，是啊，一晃已经逝去半年多了。沙发后面是一排大书柜，里面一摞一摞装满了线装书。正中的一个隔层里，紫色金丝绒罩着一个黑匣子，我猜一定是老夫人的骨灰盒。对面墙上挂着三轴字画。一幅是“百寿图”、一幅是“百福图”，另一幅是盟中央王健同志的手笔，写的是“松柏老而健，芝兰清且香”。   

关老边说话，边给我们倒茶。他告诉我们，现在和女儿在一起，还有个亲戚在帮他照料日常生活。从老人整齐的衣着和雪白的衬衣上看，他们对老人的照料是很周到的。

关老对我们《长春盟讯》办国庆专刊及节前对盟内十位老同志的拜访，表示支持。认为很有意义，可以对全市盟员进行一次盟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他那紧扣中国现代史脉搏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1929年，一位16岁的孩子，在北满考区的哈尔滨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东北大学”经济系，当时使监考人员都为之震惊。这个孩子，就是出身于贫寒之家的吉林省怀德县的考生关梦觉。

入学后，关老拼命读书，力争第一，为日后能公费留学。果然，到1931年上半年，年龄最小的他，在班里成绩最好。但紧接着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学校停课了，关老只好回家乡教书。翌年5月，“东大”迁校北平，关老才回校继续读书，直至1933年暑期毕业。

毕业后他到《外交日报》社做编辑。1937年5月，东北籍志士仁人和进步学生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关老被选为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就是后来当过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于毅夫。“七七”事变后，北平又遭沦陷。混乱中，关老奔天津、赴济南，满腔热血，一心救国，但苦于无处投奔。彷徨中得知同乡马占山将军在绥远组织了“东北挺进军”，由杜重远介绍徐寿轩、栗又文等同志都聚其麾下，邹大鹏同志与马将军有旧，也到那里去当军械处长，实际上是做共产党的工作。于是关老毅然离开山东，辗转经郑州、太原、大同，最后在丰镇找到了马将军，被委任为秘书处少校秘书。但战局不利，挺进军没有挺进，反而一直后撤，到1937年冬已退到了绥西五原，还要后退到黄河以南。同年底，关老随栗又文同志押送马占山的电台和汽车过黄河、走宁夏、转陕北，一路上饱经风霜，备尝艰苦。此时，他已明显看出马占山部由于成份复杂，内部腐败，在抗战上已无多大作为了。此时获悉“东北救亡总会”(下简称东总)已经由北平转南京，到了武汉，关老和栗又文遂携手南下直奔武汉三镇。关老留在武汉，栗又文同志由党派遣，又返回挺进军工作。这时，“东总”在刘澜波、高崇民、阎宝航、于毅夫等同志的领导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关老到后，便任副主编，主持“东总”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的编辑工作。这份代表东北进步人士呼声的刊物，一直出刊到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郭沫若在武汉组建了政治部第三厅，任厅长，聚集了一批文化艺术界的进步人士。关老被介绍到胡愈之任处长的五处一科做中校科员。后因国民党限制三厅的活动，关老感到不能发挥作用，便于八月份辞职，继续在“东总”工作。

同年十月，武汉大撤退。关老与钱俊瑞、胡绳、臧克家、姚雪垠、曹荻秋等人都参加了当时在政治上比较开明的李宗仁系第五战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积极做抗战救亡的宣传工作。1939年初，由于蒋介石的干预，文委会被解散，关老转到第五战区军官团当教官，在草店继续做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因给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被特务告发而解职。同年4月去“东总”陕西分会，5月到重庆，继续任“东总”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国际问题翻译杂志《时与潮》编辑。这个杂志逐步向左转，宣传抗战、民主、进步，每期发行达一万份以上。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掀起反共高潮，《时与潮》杂志社被东北国民党CC头子齐世英强行接收。关老被列入重庆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的黑名单内。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指导和资助下，关老一家人逃离重庆，转赴河南。

1941年4月关老到了洛阳，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办事处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因他当时有些名气，10月便被河南大学聘为经济系副教授。1942年底，他离开河南到西安，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西北区办事处总干事。后被陕西商专聘为教授，一直任教到1946年。当时的关老年仅29岁。

1944年经杜斌丞、杨明轩介绍，关老在西安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西北总支部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笔，每隔一天为该报写一篇社论。该报是当时西北最有影响的进步报纸，因而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1946年春，西安掀起了反共高潮，是年5月报纸就被查封了。早在4月20日，关老即在杜斌丞的支持下，动身返回东北解放区。但国民党早就对关老恨之入骨，怎么能轻易放走他呢?果然，一个特务外加一名警官跟踪关老上了由西安到陕州的火车，欲到陕州时在混乱中杀害他。幸而火车异常拥挤，在后节车厢里的特务，进不了关老乘座的车厢，只能在停车的时候，到月台上巡逻，监视他的动向。由于停车后开车无准时，几站下去，特务有些麻痹，并注意到关老并未发现他们。其实上车时，关老就已知身处险境了，不过情急中十分镇定。车到临潼，关老抓准时机趁火车启动的刹那，从车窗跳下，才幸免于难。特务到陕州后，惊呼上当，回西安交差时谎报关梦觉已在陕州被活埋。消息传出，一时间，西安的朋友们为之悲痛不己。

用关老的话说，这次比重庆逃难更加危险，真可谓间不容发。原定的路线不能走了，在临潼，关老乘另一次列车到华阴下车，起旱路，过禹门口，经山西转北平。同年7月关老回到东北，经过艰难险阻，又辗转到安东， 这才在当时已任安东省主席的刘澜波同志的帮助下，绕道北朝鲜，经延吉到达啥尔滨。抵哈时，已经是10月10日了。关老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真比伍子胥过昭关还难。

到哈尔滨后，关老先被任命为东北社会调查所副所长，旋被任命为嫩江省、黑龙江省教育厅长，直到1950年春。1950年民盟成立东北总支部，关老调沈阳，任秘书长并兼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1954年民盟东北总支部随大区撤销而撤销，关老归队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研究经济学理论，直至今日，已整整三十五个春秋了。

作为社会活动家，关老从一届四中全会起便连任民盟中央委员、五届中央常委和五、六届中央副主席。他是东北民盟组织的奠基人之一。他还任吉林省政协常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多年来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直至今天，他仍热情地在第一线上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作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关老通今达古，融贯中西，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和世界经济部分的理论发展上都有引人注目的建树。他现在是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名誉院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第一批成员)。在学科领域，他还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副会长、顾问，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顾问；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社联副主席，省经团联顾问，省经济学会理事长同时还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的编委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主编。老人家几十年来勤奋耕耘，可谓著作等身。曾发表各类论文、文章千篇以上，专著十多种，译作五、六种。其中《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一书获省社会科学的特等奖，“价格改革中的三个问题”一文获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奖励。

接着，我们就学术观点、学术见解及有关盟务工作等方面的一些问题，请教了关老。

问。请您谈谈自己的学术观点。

答。在学术研究上，我始终坚持这样相辅相成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二是在此基点上必须永远保持求实创新的精神。没有创新就没有学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就是在创新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吗？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客观实际为基础，不能胡说八道。

问：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形势下，请您谈谈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见解。

答：首先在商品经济方面，我一向主张两点论：既利用其积极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又防止它的消极作用。决不能一窝蜂地搞商品经济万能论，搞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我认为政治领域里的自由化思潮，首先来源于这些年来搞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说过有商品经济就有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警惕这个东西，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制止。否则，人们就要变成鼠目寸光、唯利是图的“小人”，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道德之可言?我从1985年起就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对于曾一度很热的股份制，我也坚持两点论。新成立的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可以搞，但反对把现有的国营企业变成股份制和实行私有化，这么搞实际上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主张以计划经济为主，利用市场进行调节，赞成陈云同志的“鸟笼经济”观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和经济上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近几年赵紫阳同志实际上就在向这个方向靠拢，只是不敢公开把国营企业私有化罢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和他有分歧。1986年在成都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委婉提出对他的批评，竟被人扣上反改革的帽子，状一直告到胡启立那里，幸而宋涛同志和国家教委的同志仗义执言，我才得免于难。

问：请您谈谈对当前盟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答：好，我讲点意见，请们们转达给各基层盟组织和盟员同志们。首先要清醒地看到，这些年，在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上，民盟并不例外，一部分中青年盟员自由化思想也相当严重。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在思想上扎下根，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前民盟首要解决的是学习和教育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和教育使四项基本原则在盟员思想上扎根。要在盟员中普遍进行一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要求各市盟和各基层组织要把学习、教育活动作为组织生活的核心。学习活动必须在基层抓起来，要扎扎实实地抓，要认真的而不是敷衍地，自觉的而不是被动地进行，力求解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建议市盟组织几次有份量、有针对性的报告会。在学习教育中一定要强调民主，坚持三不。在盟内要坦诚相见，思想问题不能勉强、压制。要把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结合起来。要启发大家学习的自觉性，要认识到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立国之本，而且也是立盟之本、立身之本。

考虑到关老的身体情况，我们按时结束了访问，尽管老人家言犹未尽。

离开关老家，室外刚好雨过天晴。我呼吸着无比清新凉爽的空气，再一次回首与站在门口的关老告别。心想，大凡名人身上总有一层神秘的光环，可是通过今天的拜访，却使我深深地感到，关老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忠厚长者，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作者：张釜，写于2011年）

关梦觉简历

关梦觉（1912-1990），男，满族，吉林怀德（今公主岭）人，经济学教授。193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曾任北平《外交月报》编辑，武汉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副部长，河南大学副教授，嫩江省、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吉林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吉林省第四至六届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五届中央常委、第六届中央副主席、吉林省委第七届主任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是第三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美国经济危机》。